虚构故事，如何才有力量？
发表于《中国图书评论》2017年第11期，第11-15页
传播的力量：口述、文书及图像（书评）
文 | 施畅
在《人类简史》中，作者尤瓦尔·赫拉利对一个宏大的追问着迷不已：人类是如何由智人个体，到被组织起来，再到融合统一的？具体来说，人类历史上类似于城市、帝国等「大型合作网络」（mass cooperation networks）是如何兴起的？
将一大群人长期组织在一起，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自然状态下，人类团体如果过大，社会秩序就会崩坏，进而导致团体分裂。「究竟智人是怎么跨过这个门槛值（150人），最后创造出了有数万居民的城市、有上亿人口的帝国？这里的秘密很可能就在于虚构的故事（fiction）。就算是大批互不相识的人，只要同样相信某个故事，就能共同合作。」
赫拉利意义上的「虚构故事」好似一口大框，将远古神话、宗教故事、意识形态、政治宣传、名词概念（如「人权」）统统装下。「虚构故事」可以被理解为「社会建构」或者「想象的现实」。
「人人相信」的虚构故事旨在提供一种「人人接受」的秩序。基于此，人们才建立起必要的社会连接。被讲述、被传播、被接受的虚构故事犹如「胶水」，把千千万万的个人、家庭和群体结合在一起。「这种胶水，让我们成了万物的主宰。」
一、浪漫口述：记忆的传承
赫拉利认为，远古人类由零散个体走向协作、走向社群，其前提条件在于人类的「八卦」天性。赫拉利所谓的「八卦/流言」（gossip），即对人际关系的讨论保持长久的兴趣，其实上就是口头沟通。
威尔伯·施拉姆曾指出，「社群」（community）与「传播」（communication）这两个英文词汇并非巧合而拥有相同词根。人类无法离群索居，只要人类聚集一处共谋生计，就必然会有某种传播与沟通行为发生。
在文字时代来临之前，口述差不多是民族记忆传承的唯一途径。被口述的虚构故事使得人们拥有了共同的历史与记忆，早期社群得以逐渐形成。来看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一件展品——「端坐的竖琴演奏者」。
这件石雕人像约巴掌大小，刻画了一个端坐椅子上正弹奏竖琴、似乎还配以吟唱的音乐家形象。这件雕像令我们联想起一个可能的聚会场景：一大群人围坐一处，仔细聆听故事与音乐。故事内容往往是神话传说或先祖历史。故事赋予音乐以意义，音乐则提供间歇与遐想，人们藉此度过漫漫长夜。
雕塑的面部虽然刻画得相当简约，但我们还是能感受到他的专注。这不禁令人联想起古希腊伟大的游吟诗人——荷马。或许他正在讲述英雄奥德赛的坎坷经历呢。
这可不是轻松搞怪的流言八卦，而是必须恭敬传颂的祖先传奇。当时的人们对神话传说的真实性笃信不疑。被不断复述的神话，本身也极具解释力——风雨雷电、四季交替即为希腊诸神的哀乐悲欢。
二、枯燥文书：组织与管理
人类的聚居导致了文字的诞生，文字的诞生又加速了人类的聚居与交往。施拉姆如此描述聚居与传播的互动关系：「村落的出现引发了更多的传播沟通行为，传播沟通行为的激增随之促成了更多的社会制度与合作机制的建立，这些制度与机制又接着引发了更多的传播与沟通行为。这种环境孕育了文字发展的温床。」
再后来，部分村落逐渐发展为城市。当人们迁入城市定居，他们便远离了简易单纯的生活，走进一个高度复杂、互动频仍的社会之中。人们开始意识到私有财产权的重要性，纷纷在自己所拥有的器物上标示记号与姓名。「如何证明财产的所有权成为人们面临的第一项难题……城市本身则成为标记的最大使用者。由此可见，辨别所有权是城市居民普遍使用文字的第一项原因。」我们不难理解莫里斯·法布尔的断言——「文字一旦出现，城市便成为可能。」
浪漫传奇可凭口述流传，哪怕情节曲折、细节繁多。但总有一些东西不好记忆、也编不成诗歌，譬如记录、计数的信息。这时，文字便登场了。「文字是古代人类用来弥补其自身记忆力不足的一种办法，而非一开始就以传递资讯为目的，记录才是它为人所需的原因。」赫拉利的提法颇为时髦——「记忆过载」（memory overload）。
城市发展得过于庞大复杂，没有文字是不可想象的。公元前三千多年，美索不达米亚各个城邦的管理者开始将文字记录运用到日常管理、活动记录、货物储存中去。例如，当时的一块由黏土制成的「早期写字板」，其用途就是来记录啤酒的配给情况。
赫拉利抱怨，人类最初的文字记录简直「无聊至极」。文字被用于各类财经文件，记录各种税务、债务以及财产的所有权。这些既非文艺诗篇，也非王族往事，毫无浪漫可言。
一块来自五千多年前的苏美尔文明的泥板，记载着当时的行政文书——「在37个月间，总共收到29086单位的大麦。由库辛签核。」「会计师掌握书写的年代远比诗人更早。文字是彻头彻尾的行政系统的产物。」
不过，文字书写的内容虽然枯燥，记录行为本身却蕴含着极大的力量。一尊来自古埃及的雕像可以充分地说明这一点。
哈伦海布是王座背后不可小视的力量。哈伦海布早先是军队将领，后成为埃及的法老。雕像塑造于他继承王位之前。作为军队统帅，哈伦海布并没有以征服者的姿态示人，而是选择了「书吏」（scribe）形象。
他双腿盘坐，做书写状。左手抚着膝盖上的莎草纸一端，右手（现已轶失）则摆好了准备书写的姿势。他眼神向下，仿佛陷入沉思。底座上刻有印记，用以称颂书写之神——这是哈伦海布忠于上古之神的明确印记。他既是天生的智者，也是成功的管理者。「书吏」似乎是高官们乐于示人的专属形象。很显然，在古埃及，拥有读写能力就能掌握权力。
当时的古埃及，要想成为书吏，必须要进书吏学校。在那里他将学习阅读以及为人撰写信件、档案的技巧。书吏将为政府、宗族和人们的互动留下记录：为国家写下历史，并将法律、轶事、教训记录起来。文字书写的技能绝非偶然获得或随意授予，它必定经历一段严格挑选、艰苦培育的过程。
苏美尔、古埃及、古中国和印加帝国的特殊之处，正在于这些文化都发展出了良好的技术，能够将文字记录予以归档、编目和检索，另外还培养人才来负责抄写、数据管理和会计事务。
正如哲学教授约翰·瑟尔所指出的那样：「当你用文字书写时，你并不只记录了已存在的内容，还创造了新的实体——金钱、组织、政府、社会的复杂形式。文字是这一切的关键。」
书写是更有力的社会控制的武器，芦苇笔的力量比刀剑更强。
三、权力图像：征服与统治
人类组织的有序运行，依靠的是文书管理，但这只是提供了城市形成的某种可能性。要想组织成一个高度集权的庞大帝国，光靠文字的力量是不够的，还得依靠图像，尤其是描述、宣扬、维系权力的图像，暂且将其称作「权力图像」。
「权力图像」是关于征服与威慑的虚构故事。如这件来自古埃及的、由河马牙制成的「丹王的凉鞋标签」。
这枚小小的河马牙名牌，出土于法老的墓室，是埃及最高统治者的身份标签，将伴随他走向通往来生的旅程。标签上所刻绘的图像，据信是人类史上第一张统治者的画像。
统治者总想要表现出征服者的样子。画面中的丹王戴着高贵的头饰（王冠中间的眼镜蛇），一手执权杖，一手执鞭，以强大的力量击打胆敢来犯的敌人。敌人最终当然是失败了，他们颓然倒地、匍匐讨降。图像似乎意犹未尽，丹王与敌人之间还刻有一行令人胆寒的文字：「彼辈将遭灭顶之灾。」
图像将丹王的辉煌霸业定格在一个伟大的瞬间。图像的绘制、复制、流传，似乎就能让这个瞬间永远延续下来，千秋霸业，万世不灭。这是古埃及的权力模式——塑造全能的、战无不胜的法老形象，强化埃及的民族意识，由此巩固政权。
考古学家托比·威尔金森指出：「对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而言，最具凝聚力的事莫过于团结一致对抗共同敌人，而敌人的真假其实并不重要。战争帮助埃及人建立国家意识起到了关键作用。」丹王所统治、管理的领土大得惊人，鼎盛时期囊括了几乎整个尼罗河谷。
此类权力图像在当时的埃及很是普遍。在某种意义上，这塑造了某种「想象的共同体」——「想象法老的共同体」。古埃及人尽管未必与境内同族多有联系，但大家肯定都知道法老，而且对法老的权威形象有着统一、明确的认识：法老具有无上的荣耀与能力，能够抵御境外强敌，平息境内叛乱，取悦神灵并获得神灵的慷慨庇佑。
如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埃及法老何以调动千万人力为其修筑金字塔陵寝。人们真诚地相信，只有遵从国家的安排，埃及的神灵才会继续庇佑他们，幸福安定的明天才会如期降临。
结语：虚构故事的死与生
热播奇幻美剧《权力的游戏》中，瓦里斯曾让提利昂猜一个谜语: 「三个大人物即一个国王、一个教士和一个富商同在一室，中间站了一个剑手，他们都叫这个剑手杀掉另外两个人，剑手会杀谁？」
提利昂认为这取决于剑手。瓦里斯指出，如果剑手是最关键因素，那为什么我们还要假装认为国王握有至高权力呢？
正如瓦里斯所言：「权力存于人心。信则有，不信则无。惑人的把戏，如浮影游墙。即便是矮小之人，也能投射出巨大的影子。」虚构故事便是游墙浮影，本质上意味着一种权力。
权力关系依附于特定的虚构故事之上。随着故事的讲述与被相信，权力才得以施展。古代先民依靠口述传说聚集成群，通过权力图像众志成城。不过，虚构的故事能够制造共同体，却不能使之有序运转。文字的发明，才使得大型组织的协调运作成为可能。
不过，赫拉利的论述还是不免粗疏。有一个关键问题他尚未处理：在现代社会中，虚构故事如何取信于人？取信过程是如何展开的？
就这个问题而言，赫拉利不如罗兰·巴特「神话修辞术」（1957）的精细，也远不及米歇尔·福柯「话语形构」（1969）的深刻。借用瓦里斯的比喻，赫拉利只是指出了「游墙浮影」的欺骗性或者说操纵性，而并未进一步揭示「浮影游墙」的运作机制：轨迹、明暗、大小、时机，等等。阅读赫拉利，或许能令我们有所感悟，但启示也毕竟有限。
进入现代社会以来，随着传播介质的日新月异，传统社会中稳固不变的、令众人信服的虚构故事，开始变得不合时宜。一方面，人们开始意识到虚构故事不过只是人为的编排，人们总能找到证据去质疑虚构故事的真实性；另一方面，虚构故事不再定于一尊，开始被更多的人以不同的方式讲述。虚构故事有了更多的版本，掺杂了更多的内容，变得越来越复杂。人们开始频繁地追问：凭什么相信「被虚构」的故事？凭什么相信「这个」故事？
在网络时代，人们的传播行为越来越多地被中介化、被数字化、被虚拟化。成千上万个虚构故事被日夜讲述，稳固不复往昔，真相愈发可疑。总有人拒绝相信，但总有人正相信着。在网络时代，人类前所未有地分裂，也前所未有地被连接。
作者单位：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发表于《中国图书评论》2017年第11期，第11-15页，责任编辑 陈琰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