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谓媒介考古学

媒介考古学，究竟是别有新意的研究进路，还是言过其实的学术噱头？

发表于《新闻与传播研究》2019年第7期，第33-53页

视旧如新：媒介考古学的兴起及其问题意识

文 | 施畅

摘要 媒介考古学旨在考掘历史上那些失落已久、转瞬即逝、止于想象的媒介物，其理论资源包括电影考古学与德国媒介理论（基特勒与齐林斯基），其问题意识在于它挑战了媒介研究的非物质性偏向、媒介正史的连续性叙事，以及媒介未来的总体性构想。研究者们重返旧技术的年轻时代，力图恢复媒介的物质性、寻访媒介的异质性、捕捉媒介的复现性，从而为别样的未来构想提供丰富资源。

媒介考古学并非一个独立的学科或一套系统的方法论，而是一个开放的后现代学术场域。媒介考古学亦有必要对自身路径的限度予以反思：对「失败媒介」宜持审慎乐观态度，需注重考掘历史裂缝处的另类媒介，并将其置于历史纵深处予以理解。

关键词 媒介考古学；电影考古学；物质性；异质性；复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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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考古学」近年来成了一个颇为时髦的理论术语，同样令人瞩目的是研究者们对其毁誉参半的评价。一方面，媒介考古学不满于媒介史的主流叙事，以其标新立异的壮志雄心吸引了不少关注；另一方面，媒介考古学也因其学科边界的暧昧不清、学术目标的似有还无而饱受争议。一时间，有人誉之为别有新意的研究进路，有人斥之为言过其实的学术噱头。

不过，学术上的争鸣并不妨碍以「媒介考古学」为名目而展开的理论操演和学术实践。21世纪初，研究者们开始使用该术语来描述自己的研究。不少学者陆续聚集在这面旗帜之下，试图将媒介考古学引入电影研究、视觉研究、传播学、艺术学等领域，尝试提出新的问题，带来新的思考。

本文旨在对「媒介考古学」做一个批判性回顾，梳理看似混乱芜杂的诸种学术脉络，进而揭示其洞见与缺憾。本文沿着以下思路展开论述：第一，媒介考古学是如何兴起的？第二，媒介考古学吸收了哪些理论资源？第三，媒介考古学展开了哪些学术实践？第四，媒介考古学的问题意识是什么？第五，学术界对其展开了哪些批评？最后，如何评价媒介考古学？如何立足中国场景进一步推进其研究？

一、媒介考古学的兴起

「媒介考古学」的提法脱胎于「电影考古学」与「知识考古学」，常常被用来指涉一种以媒介物质为中心的、「回溯—前瞻式」的研究取向。媒介考古学有意避开典范媒介的赫赫往事，致力于寻访那些湮没无闻的媒介物，拼接碎片，追溯前史，重估价值，试图梳理出那些被遗忘、被忽视、被遮蔽的历史线索，借此拓展新兴媒介的研究空间。

德国是媒介考古学的重要学术阵地。德国媒介理论家弗里德里希·基特勒的系列著作，包括《话语网络》（1985）、《留声机，电影，打字机》（1986）及《光学媒介》（1999），堪称媒介考古学的滥觞之作。

欧洲研究院米歇尔·福柯讲席教授、德国媒介理论家西格弗里德·齐林斯基的《媒介考古学——探索视听技术的深层时间》（2002）是第一部明确以「媒介考古学」命名的著作。该书以发明者或设计者为序，介绍了许多名不见经传的媒介装置与媒介设想，譬如古希腊哲学家恩培多克勒的孔道理论、德国学者基歇尔魔术般的光影机器、意大利犯罪学家隆布洛索关于罪犯生理特征的索引画像集等。

媒介考古学近年来逐渐为学界所熟悉，这得归功于相关学术活动的举办、德文著作的英译出版，以及相关论著的相继问世。2004年荷兰学者埃里克·克塔滕贝格在阿姆斯特丹举办会议「幻想媒介考古学——考掘终极传播媒介之幻想」。会后出版论文集《幻想媒介之书：考掘传播媒介的终极梦想》（2006），旨在揭示技术媒介与人们的期望、幻想及恐惧的隐秘关联。

美国媒介学者埃尔基·胡塔莫和尤西·帕里卡主编的论文集《媒介考古学：方法、路径与意涵》（2011）结集了胡塔莫、帕里卡、克塔滕贝格、托马斯·埃尔塞瑟、全喜卿、沃尔夫冈·恩斯特、杰弗里·斯科斯等重要学者的论文。

次年，帕里卡出版专著《何谓媒介考古学》（2012），分别从视听感官、幻想媒介、新物质主义、噪音与意外事件、软件文化与数字遗产、再中介的方法论等方面，绘制媒介考古学的学科版图与学术谱系。

就国内学界而言，媒介考古学研究多止步于译介，尚未有系统性的脉络梳理与价值评判，个案研究亦难称丰富。张惠岚从新物质主义等理论出发，关注媒介的时态问题，进而揭示媒介的演进历程与人的感知如何互动、特定的感觉如何浮现的可能性。

杨北辰在博士论文中对媒介考古学多有绍介，并将其与考古学作比较：考古学发掘环境中的「物」，考察其形制、用途、放置的场所、曾经的使用者等；而媒介考古学在标准的媒介历史之外，将媒介物视为「物质档案」，研究它的发明、载体、机制、设备、空间在时间中的流变，对我们施与的影响，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参与到我们身体、感官与认知的构成之中。

二、理论资源：电影考古学与德国媒介理论

电影考古学与德国媒介理论是媒介考古学的主要理论资源。德国媒介理论内部可以分出两条不同的脉络：一条是以基特勒为代表的媒介物质恢复，考察「作为文化技术的媒介」；另一条是以齐林斯基为代表的媒介变体分析，考察「作为地质岩层的媒介」。

基特勒和齐林斯基分别代表两种不同的研究取向，前者旨在恢复媒介的物质性，而后者则注重寻访媒介的异质性。基特勒受福柯的知识考古学的启示，将分析对象从话语实践转向媒介物质基础；齐林斯基则受益于福柯的谱系学分析，将分析对象从典范媒介扩展至异质性媒介。

（一）电影考古学：考掘电影的另类历史

在西方主流电影史叙事中，好莱坞叙事电影的发展乃至全球化无疑是主流，而早期电影则被视作电影童稚时期的咿呀学语。然而，在不少研究者看来，早期电影代表了一种另类而非原始的形式与风格。

以米莲姆·汉森、汤姆·冈宁、埃尔塞瑟为代表的电影研究者，在1980年代中后期将早期电影研究引入电影研究界，并将早期电影与20世纪初的现代性问题结合讨论，从而挑战了精神分析、符号学及意识形态研究等以电影文本为主的研究方法。这种学术路径也被称之为「电影考古学」。

研究者们致力于挖掘历史上那些被人遗忘的电影形式与电影风格，将之视作延绵不绝的艺术传统，从而清理出一条不同于电影史主流叙述的历史线索。例如，冈宁的作为「吸引力电影」的早期美国电影研究，汉森的作为「白话现代主义」的上海无声电影研究，以及张真、包卫红等人的电影考古学研究。

除了考掘电影的另类历史，晚近以来的电影考古学还呈现出「媒介转向」的趋势，尤其强调对前电影阶段的视听媒介的发现与复原。在《早期电影：空间、画面与叙事》（1990）一书的序言中，埃尔塞瑟提出「新电影史」的概念，建议电影史研究应将感官技术纳入考察范围，从线性历史转向大众媒介考古。

沿着「新电影史」所指明的方向，研究者们开始关注前电影阶段的全景画、移动全景装置，以及运动幻觉等视听媒介。例如，唐宏峰近年来致力于绘制中国早期电影的视觉谱系，呈现近代中国丰富多样、异质交融的视觉现代性体验。诚如帕里卡所言，媒介考古学与电影研究渊源甚深：「媒介考古的思路即考察前电影技术及其实践，借此重绘当代视觉及媒介版图。」

（二）基特勒：媒介物质恢复

媒介考古学是对「知识考古学」的语词挪用与意涵改造。福柯所谓的「知识的考古」，不是阐释文献，而是考察文献得以排列的可能性条件。在福柯看来，这正是话语分析与思想史的差异所在：思想史所关注的问题是内容本身，即究竟「什么」被说了出来；而话语分析所关注的问题是声明如何发生？存在条件是什么？限制条件是什么？与其他声明的关系是什么？怎样的声明被排除在外了？

在基特勒看来，福柯未能对媒介技术给予足够重视，这使得福柯所运用的材料基本限于书面档案。基特勒坚称，考虑话语的同时必须要考虑话语得以存储、转化、传播的物质基础与技术条件。他由此创设「话语网络」（德语直译为「铭写系统」）的概念，意指「技术与机构的网络，使得某个特定的文化可以选择、存储和处理相关数据」。诚如美国学者戴维·威尔伯利所言：「基特勒的话语分析受福柯理论影响至深，因为它试图描绘权力、储存、传播、规训、再生产等诸种配置，以还原事实性话语的发生条件。」

同时，基特勒也将福柯的权力分析扩展至技术媒介，努力标举媒介在形塑心智感知、社会文化方面的重要意义。基特勒坚称，「媒介决定我们的现状，是受之影响，抑或要避之影响，都值得剖析。」

帕里卡指出，基特勒的研究意味着一种权力分析的转向：权力不再仅仅通过空间场所、组织机构或言语实践进行流通和再生产，权力也发生在开关和转输设备、软件和硬件、协议和回路之中，所谓的技术媒介系统正由此发生。唐士哲指出，受德国媒介研究传统的影响，基特勒将媒介处理为一种文化技术，探索媒介技术或制度配置如何构筑人的感知乃至主体性。

基特勒秉持媒介中心的研究取向，将信息的储存、处理与传输作为探究媒介文化的起点，这使得不少人将他的研究奉为媒介考古学的先驱之作。尽管基特勒本人从未声明自己是一位媒介考古学家，他甚至在一次访谈中直接挑明了自己的研究与媒介考古学之间存在的分歧，但这并不妨碍诸多媒介考古学者以他的研究取径与学术旨趣作为指引。

沿着基特勒的思路，媒介考古学者如是断言：「技术不是由文化因素所决定的偶发产物，相反，技术一定程度上构成了主体存在、意识及无意识的条件。」

（三）齐林斯基：媒介变体分析

如果说基特勒改造了福柯的知识考古学，那么齐林斯基则一定程度上继承了福柯的谱系学遗产。

谱系学「要将异质性的东西聚拢，将纷繁的事件集结，将统一的东西打碎，将禁忌的东西触动，将稳定的东西搅毁，将历史插曲和散落的东西重新收拾起来」。谱系学关注断层、裂缝和偶然性，抛弃形而上学的连续性，对那些旁逸斜出的不连续性进行价值重估。

在《媒介考古学》一书中，齐林斯基注重收集异质性媒介，既包括那些湮没无闻的媒介物，也包括富有想象力的媒介设想。在齐林斯基看来，媒介考古的任务之一就是在废弃物中搜罗宝贝，尽可能多地收集遗文遗物，发掘那些蠢蠢欲动的媒介变体，并重新熔铸以激活当下媒介。由此，齐林斯基号召研究者开展所谓的「变体学」研究，即探究新旧媒介的纠葛之处，尤其是那些新与旧交错、纠缠、呼应的地方。

对齐林斯基而言，深层时间观照下的无始无终、动态循环的地质现象恰恰是形容媒介变迁之交错情状的绝好比喻。媒介史犹如地质运动所造成的岩层，周而复始地侵蚀、淤积、固结、隆起和再侵蚀。

因此，齐林斯基对媒介的历时性演变不感兴趣，倒是着迷于共时性的「似曾相识」现象：

在不同的时空中我们往往经历相似的事物，就好比在巴勒莫发现克拉科夫，在纽约遇上罗马……我几乎辨不清身在何处、今夕何夕了；那些时刻与光阴，意义交叠，价值互渗。

齐林斯基坚称：「媒介不断进步」是一种幻觉，趋势是不可预知的，我们有必要抛弃那种循序渐进、由初阶到高阶、从简单到复杂的媒介史观念；我们也不必寻找某种统一趋势、主导媒介或者说终极指向，因为媒介衍变未必会持续不断地增加复杂性，现有技术水平也不一定就是最佳状态。

换言之，媒介变体之「变」，不是进化论意义上的「演进」，而是不囿于时空限制的、循环往复的「复现」。

沿着齐林斯基所指明的方向，媒介考古就是去找那些周而复始的、不断复现的媒介元素与媒介动机。胡塔莫借用文学理论中「套式」的概念，指出媒介考古「强调周期而非时序，强调重现而非创新」——某些媒介现象虽然一时消散不见却又很快席卷重来，「出现—消失—再出现」的周期性复现似乎超越了特定历史语境。

因此，媒介考古学的目标之一就是：识别套式，分析其轨迹与转换，进而揭示它们之所以无碍跨越时空的文化逻辑。帕里卡在《何谓媒介考古学》序言中将媒介考古形容为「新与旧的制图术」，建议研究者从过去与现在的纠缠之处入手——媒介考古关乎过去与未来，既是过去的未来，亦是未来的过去。

三、学术实践：重返「旧技术仍新之时」

研究者们尽管从未就媒介考古学的方法论达成一致，但他们始终有一个明确的共同意愿：一定要亲自「做」媒介考古。

研究者们犹如坐上了时光机，不约而同地重返「旧技术仍新之时」的历史现场，力图恢复媒介的物质性、寻访媒介的异质性、捕捉媒介的复现性。三者均为媒介考古学的研究取向：物质性恢复是前提条件，异质性是研究对象，而复现性则体现了媒介考古学的时间意识——唯有存档过去，方能有望激活未来。

（一）恢复物质性

恢复物质性，就是要借助文字或图像档案，将媒介还原为可触、可感的媒介物。以往媒介研究多将媒介视作一种既成的技术，考察其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发挥的功能性作用；而媒介考古学者则认为不能脱离设备、系统、编程、平台等物质基础而侈谈媒介之运作机制或权力关系。

恢复媒介的物质性，意味着我们不能笼统地将媒介想当然地理解为单一的、抽象的、成型的技术，而是要检视历史上人们所「遭遇」的媒介物究竟是何种类型、型号、外型。譬如，不同材质的唱盘、不同尺寸的胶卷，以及不同字盘形式的打字机。

在德国媒介研究者看来，媒介历史与其说是一条长河，毋宁说是一个可供浏览、取用的博物馆或档案馆。对「收藏」的重视，既可追溯至文艺复兴时期的博物传统，同时也是德国视觉与媒介艺术研究的一贯传统。

在此传统影响下，德国媒介研究有时就像是一个巨细无遗的技术设备博物馆：西洋镜、活动电影放映机、立体视镜、留声机、弹球机、算命机器、潜望镜、家用电器、老式电视机，甚至过气的电脑和游戏。故而也有人将德国媒介研究类比为物质纪念碑而非历史叙事。

汲取基特勒「信息物质主义」的研究思路，媒介考古学着眼于媒介设备/系统，考察其运作机制与技术控制如何参与到我们身体、感官及认知的形塑之中。

基特勒以尼采为例阐述媒介之变迁对使用者产生的深刻影响：尼采晚年由于眼疾而改为以打字机写作，此后他的风格从宏篇大论变成格言警句，从哲学思考变成一语双关，从繁复修辞变成电报式的短小精悍。

美国艺术学家乔纳森·克拉里在《观察者的技术》（1990）中以媒介考古为取径考察视觉现代性之发生。克拉里考察了历史上的暗箱、立体视镜等光学仪器，并将其置于各种话语、机械技术、体制需求，以及社会经济动力彼此重迭的交叉点上，讨论作为知识与权力之场域的光学设计如何作用于个人身体，从而令作为新型主体的观察者得以产生。

作为物质基础的媒介，其存储机制受到媒介考古学者的普遍重视。在《手稿、唱片凹槽与书写机器》（1999）一书中，鉴于留声机发明之初曾被应用于办公室听写速记，美国媒介史学者丽莎·吉特尔曼将留声机理解为一种铭写的技术，由此讨论物质技术如何影响了语言文本。恩斯特着眼于宏观媒介史学之外的微观技术层面，将媒介物视作技术条件与平台协议，观察信息处理过程如何左右了信息内容的生成。媒介考古学者还建议，与其回到历史上的技术，倒不如「进入」硬件设备，探寻信号处理、操作、执行和同步的技术时间性。基于研究者们对存储机制的关切，甚至噪音与意外事件、冗余垃圾信息亦可纳入媒介考古的考察视野。

随着数字技术的日益发展，研究者们发现自己愈发难以理解媒介内部的运作机制了。早在1980年代，基特勒就敏锐地注意到媒介的「黑箱化」趋势——数字技术吞噬了纸质文档，将其化为数字指令并隐没于黑箱之中，致使我们无法对技术进行具体描述，只能无力地看着它渐行渐远，而且这一趋势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已日趋明显。

美国新媒体研究者列夫·曼诺维奇在《软件控制一切》（2013）中发问：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奠定当代软件文化的基本概念与技术基于何种思考和动机得以创建？软件文化如何改变了我们对媒介的理解？界面和内容开发工具箱又如何持续性地重塑了当代媒介设计的美学及视觉语言？由此，不少学者建议研究应由「硬件设备」转向「软件程序」。

（二）寻访异质性

寻访异质性，就是寻找那些失落已久、转瞬即逝、止于想象的另类媒介。媒介创新的扩散远非一蹴而就，在旧媒介仍新之际更多的是旁逸斜出的媒介。以往媒介史叙事主动地剪除了那些被认定为无关宏旨的枝枝蔓蔓，而媒介考古却乐于对另类媒介的逸闻琐事照单全收。

齐林斯基继承耶稣会教士的博物传统，将另类媒介分为三类：（1）不合时宜的媒介，其设计超前或滞后于自身所处的时代；（2）作为概念模型的媒介，只是提供了蓝图、模型、图解，但从未付诸现实；（3）不可能的媒介，从未实现也不可能实现，却对我们的思维影响深远。在《媒介考古学》中，齐林斯基身体力行地考察了古希腊哲人的身体毛细孔接口理论、文艺复兴时期的魔术与视觉实验、19世纪犯罪人类学家开发的人体测量学等另类实践。

帕里卡则走得更远，他吸收了新物质主义的研究思路，启用诸如病毒、昆虫、金属、废物等意象，来揭示被遮蔽的媒介命运。

媒介考古学者尤其重视对「幻想媒介」的考掘。研究者们倾向于认为，即便是偶一为之的媒介想象也不同程度地左右了媒介的发明与实践。正如克塔滕贝格所言，我们不能仅仅着眼于传播介质及其功能，也要考察人们将何种幻想加诸其上——幻想媒介中介了那些人们求之不得的欲望。

美国传播学者约翰·彼得斯以传心术之于无线电发明为例，说明幻想媒介「不仅是激发大众话语的关键条件之一，而且是激发技术发明的关键条件之一」。例如，暗箱与神秘学在中世纪关系暧昧，摄像术也曾一度被认为可以留驻亡者的灵魂，更不用说电报、广播、电视、计算机等发明都与超自然现象息息相关。斯科斯使用「幽灵媒介」一词来概括这种幻想传统，其特征有三：去身体化、远距离传输、拟人化（犹如亡者、不在场者、外星人等）。

日本社会学家吉见俊哉考证了早期电气技术与怪诞魔法交缠错杂的历史。 英国艺术史学者琳达·尼德追溯了早期运动视觉实验与通灵想象。诚如卡罗琳·马文所言，幻想是「感知的真实」，有助于我们理解特定时代人们对媒介的特殊意识，尤其是当新媒介日益威胁人们习以为常的旧秩序之时。

异质性还包括新旧之交人们对媒介的另类实践。以往媒介史往往将媒介认定为「推动历史进步的利器」，着力书写其辉煌业绩，而媒介考古则关心人们拿媒介「实际」在做什么。在某些特定时段或场合，媒介并没有大展神威，倒是时常被大材小用、有意误用、无奈弃用。尽管这些实践未能形成大流，但也确确实实发生过。例如，摩尔斯发现在电报发明之初，人们只把电报机当作一个新奇的玩意，用以传递供茶余饭后消遣的小道消息，而远不是他所设想的引发一场通讯革命。人们原本以为电报是人与人相互理解的桥梁，是世界和平的使者，结果，它却给欺诈、盗窃、谎言和行骗提供了新的工具。

（三）捕捉复现性

捕捉复现性，就是捕捉那些再次出现的媒介元素，以及人们对不同媒介的似曾相识的感受。媒介考古常常被形容为在博物馆中搜寻展品或在档案馆里查阅文献的过程。研究者们并不以线性时间为主轴，而是更倾向于在馆藏或档案中徜徉浏览、相机取用。他们着眼于那些似曾相识、彼此呼应的媒介变体，考察它们交错纠缠、循环往复的情形。

在《德意志悲苦剧的起源》（1928）的序言中，本雅明以星丛为喻观照人类历史，将历史事件共时化并在理念的光照下重新排列，蕴含在过去、现在和未来中的历史本质得以显现，进而从历史遗存的碎片化经验中，发掘未被理性俘获的、有待拯救的生命价值和乌托邦期待。不少德国媒介学者从中得到启示：来自不同时间阶段的媒介犹如星丛一般被并置、压缩，重新建立联接，从而形成新的图景。

新媒体研究者通常将过去的媒介视作一去不复返的历史陈迹，而媒介考古学者则将其视作随时都可能复活的幽灵。正如美国电影与媒介理论家维维安·索布切克所言，媒介考古学「始终关注『过去』中所蕴藏的『当下』在当下重现的可能性」。

彼得斯在《对空言说》（1999）中指出：「共时性」固然常常发生在横向的空间中，但也可以发生在纵向的时间中；历史并非总是以单线展开，而是以星罗棋布、群星灿烂的方式呈现；现在与过去的某个时刻之间总是存在暗合，过去的现象不时会选择性地在当下复活。

例如，彼得斯将20世纪30年代的无线电研究与19世纪后期的灵异研究对接起来，认为二者在媒介元素及动机上彼此呼应——19世纪后期人们关心灵媒如何中介了生者与亡者的交流，而20世纪30年代的人们则关心如何给冰冷的无线电讯号披上一层温情脉脉的外衣。

旧媒体或许不复使用，但这并不意味着退出或终结，它们实际上在不断地做出调试并融入另一种媒介。美国科幻作家布鲁斯·斯泰灵于1995年发布「死媒介研究项目」，即收集那些没有得到采纳的思想，以及各种遭到遗弃的创作品和思想体系。

「死媒介」的提法让部分媒介考古学者很不满意，他们甚至发明了一个与之针锋相对的概念——僵尸媒介。在他们看来，媒介永不消亡，它们只是衰败、腐烂、变形、再混合、被历史化，被重新解释、被再次收藏；媒介不会永不复用，而只是改头换面，以新版本、新功能适应新环境；残留总能被再利用，「死去」亦能复生。在坚持变体学主张的研究者看来，媒介不死，必将再起。

不断复现的不仅仅是媒介，还包括历史上人们对媒介的感觉。媒介考古学旨在「恢复我们过去对媒介的另类感觉」，而且这往往是一种「似曾相识的奇怪感觉」。冈宁认为，新颖和惊叹往往是人们最初面对新技术的普遍感受。

譬如，身处1904年美国世博会电力馆中的一位记者如此感叹：「当你进入电力馆，你听到的呼呼声和啪啪声让你恐惑不已；电灯的颜色和亮度都是你前所未见的；奇怪的机器要么在滑动，要么在旋转，有的发红光，有的还嘀嗒作响。」在技术刚被发明出来的那一刻，人们惊奇不已、寄望深厚；时过境迁，人们逐渐对之习焉不察或视之为理所应当。

人们关于媒介的幻想或妄想其实也在不断复现。精神分析学家维克多·托斯克最早对新兴技术与精神疾病症状之间奇特的共生现象进行研究。1919年，他发表论文提出了「摄心机器」现象。托斯克注意到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的患者往往会认为他的心灵和身体正被只有他自己能看到的先进装置所掌控。

例如，一个名叫詹姆斯·提利·马修斯的病人绘制了精细的工程图纸，呈现的是正在控制他自己心灵的那台机器——「空气织布机」。这台摄心机器利用了当时的前沿科技，人工合成气体和催眠光束将看不见的电流导入他脑中植入的磁铁。托斯克发现，他们在描述这些「摄心机器」时，常常以当时正在改变人们生活的摩登电器为蓝本。

不过，精神病人的叙述并非胡乱拼凑，而是将共同信念和先入之见顺手拼凑得出，倒也颇为巧妙。「沙漠牧民比较可能相信他将要被灯神用沙子活埋，而对都市美国人来说，则是被中情局植入了芯片而处于监控之中。」到了现代，旧观念依旧颇有市场，我们只是在寻求另一种解释方法。这种「机器—系统操控心灵」的幻想传统在《楚门的世界》、《黑客帝国》等当代科幻电影中得到悠远而执拗的回响。

四、媒介考古学的问题意识

物质性恢复是媒介考古得以展开的前提条件，寻访异质性并重估其价值是媒介考古的基本取向，而捕捉复现性是媒介考古不囿于线性演进的时间意识——既可激发媒介创造与实践的灵感，亦可激活别样的未来想象。

（一）克服非物质性偏向

首先，之所以要恢复媒介的物质性，是因为媒介的物质面向在传播学研究中长期被忽视了。针对传播研究中重文本、轻媒介的偏向，媒介考古学的问题意识之一在于寻回媒介研究久违的物质性面向，即重视考证、复原及理解仪器设备、组织系统、软件程序、平台架构等物质基础。

物质转向是1980年代以来西方人文学术界令人瞩目的研究取向之一。它扎根于历史人类学、社会历史学、艺术史等学科，呼吁从传统的文本研究转向物质研究，通过考掘饮食、服饰、居所等各类人造物，探究与物品相关联的社会观念体系。

美国人类学家阿尔君·阿帕杜莱扼要地阐明了物质转向何以是必要的：「现代西方的常识是建立在哲学、法学和自然科学等多种历史传统之上，它有一种强烈的倾向就是强调词与物的对立……当代最强有力的趋势就是将物的世界视为一个毫无活力、沉寂无声的世界，只有通过人类及其语言才能使它们呈现出活力。」

基于此，研究者们有必要考察物的社会生命或者文化传记。晚近以来兴起的新物质主义则更进一步。作为后现代主义的本体论再定位，新物质主义反对唯物主义机械还原论，认为物充满活力且具有自身意志、适应能力及抵抗性。「物是具备自身意愿的动力机制，不断重组配置，充满活力并释放活力，保持生机并播撒生机。」

就传播研究和媒介研究而言，物质性可谓既熟悉又陌生。一方面，物质面向其实是一个源远流长且非常丰富的学术传统，如口述与书写、石碑与莎草纸、印刷机、时钟与地图、书籍与报刊，等等；另一方面，吊诡的是，物质面向在当代媒介研究中又很大程度上被忽略了。研究者们孜孜以求地从事媒介内容研究（如文字、图像、声音、视频等），津津乐道于媒介话语，而其存储介质却惨遭遗弃。

有研究者指出，传播的非物质性是主流传播学研究的本体论基础，即认为传播是建立在人类认知、思想、语言和象征等基础之上的；另一方面，传播的物质性则指向媒介本身，并与基础设施、空间、技术、身体等问题联系在一起。

（二）质疑连续性叙事

其次，之所以要寻访媒介的异质性，是因为典范的媒介史叙事剪除了那些旁逸斜出的另类媒介。针对媒介正史叙事中对另类媒介的忽视与遮蔽，媒介考古学的问题意识之一在于寻访那些另类的媒介发明、设想甚至幻想，关心其偶然性、怪奇性及独特性，以新的尺度重估它们的价值，从而挑战典范叙事中的起源、连续性等观念。

媒介考古学研究者普遍对典范的媒介史叙事不甚满意，始终以怀疑的眼光打量被精心建构的媒介史学。典范的媒介史叙事总是要将既往媒介发展规整到一套秩序之中，但现实总是含有偶然性，媒介发展总是不停地溢出逻辑之外。媒介考古所要冲击的正是这种人为建构的历史秩序，因为这套秩序是不完美、不完整和不均匀的。诚如恩斯特所言，线性历史发展强调媒介如何发生又如何消散，但这种叙事有时难免与真实脱节。这种线性叙述忽视和过滤掉了许多不能被特定因果链所容纳的重要现象，而媒介考古学的价值在于它试图恢复往昔媒介与媒介实践的丰富性。在媒介考古学者看来，媒介史学家的谬误在于走了一条穿越历史复杂性的捷径，而真正的媒介历史是不能被概说的。

媒介考古学本质上是一种「抵抗的实践」，即对典范媒介史叙事中的追根溯源、连续书写等做法的持续抵抗。

就前者而言，媒介考古学质疑了媒介史的「起源」说法。主流媒介史书写通常将媒介发明追溯到某一个发明者，但实际上媒介发明并不出于一人之手，大多由既有的微型发明物组合而成，且关于媒介发明所属的争议处处可见。媒介考古学也追溯媒介的起源，但它并不热衷于认定、追封起源，而是试图恢复多个源头，并拒绝将某个源头定于一尊。

就后者而言，媒介考古学打乱了媒介史的「连续性」书写。主流媒介史书写未免持「后见之明」，如此一来，历史便呈现出一幅连续不辍的图景：某一特定媒介逐步发展壮大，最终成为主流；而那些未获「成功」的媒介便逐渐被边缘化，乃至湮没无闻。媒介考古学寻访那些在媒介正史中难觅踪影的异质性媒介，并对它们的意义与价值予以重估。

（三）挑战总体性构想

最后，之所以要捕捉媒介的复现性，是因为关于媒介发展的总体性构想压抑了其他别样的未来想象。针对西方社会关于媒介的「不断进步」「不断淘汰」的总体性构想，媒介考古学的问题意识之一在于重访那些散落在19、20世纪各处破碎搁浅、被人遗忘的乌托邦实践，并召唤那些曾经失败的媒介幽灵，呼唤它们重返世间。

媒介考古始终对历史的可能性与丰富性保持坚定信念与热切渴望，这为反思流行意识形态话语、想象一个不一样的未来提供了历史资源。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历史主义，往往预设了进步、解放等总体性观念，而媒介考古学则拒绝承认媒介发展的合目的性或指向性：媒介变体学者认为旧的事物哪怕暂时沉没却终将重新浮现；而左翼学者则坚称历史上那些看似与时代格格不入的「失败媒介」才是打开别样未来的希望所在。

埃尔塞瑟在《媒介考古学作为征兆》一文中建议把媒介考古学「当成征兆而非方法、当成预留的空间而非研究方案、当成对许多危机的响应而非新颖的革命学科」。媒介考古学鼓励我们重返那些晦暗不明的时刻，正是为了期待能为未来的媒介进程投射一道光明，而不是被困在已经准备妥当、处置完毕、设想完备的当前状态之中。

媒介考古学是收藏、保存与暂留「失败媒介」的希望空间。冈宁认为，每一项新科技都有一个乌托邦维度，借此可以想象未来会因设备或实践的影响而彻底变革。然而，技术由新颖、惊叹到习焉不察，表明了这一变革在某种程度上失败了——它调试并嵌入了既有的权力—剥削体系之中。冈宁坚称，这正体现了考古的重要性，媒介考古将再度赋予旧技术以新奇。面对新兴技术时的激动人心、对别样未来的满怀期待，绝不会永远消失，而只是被暂时忘却。失败之中蕴含了太多的东西：出师未捷的媒介技术、失落的梦想、倾覆的乌托邦……

例如，斯迈思关于「双向电视系统」的设想，王洪喆对1970年代智利互联网社会主义实验的考掘，以及对中国电子信息产业早期技术实践的考古，均为我们提供了观察技术乌托邦的有益窗口。

媒介考古学定格了珍贵的瞬间，存档了变革的方案，保留了革命的火种。研究者们将这些珍贵的瞬间草蛇灰线地串联起来，勾勒出伏脉千里的线索。在这个意义上，媒介考古学的兴起寄托了左翼学者久违的光荣与梦想，它绝非无可奈何的逃避主义，而是熠熠生辉的未来主义。

五、批评：难以统合的媒介考古学

批评者们言辞犀利地指出，媒介考古学没有一个有效的聚合工具箱，在知识上倒是兼容并包，但是大凡沾点边的研究都以「媒介考古学」自命，混杂不堪，难以统合。荷兰艺术学家卓克瑞指出：媒介考古学考掘那些遗失的、不切实际的、缥缈无依的古老技术或影像……倘或仅以此为根基，并不足以构成松散而连贯的方法论……对媒介考古学而言，最重要的是将自身与其他学科区分开来，设置边界以防止碎片化。

读罢《何谓媒介考古学》之后，不少批评毫不客气，直言媒介考古学是一个似是而非、模糊不清的概念：「散漫无序」，「滑不留手、难以把握」，堪称「难解之谜」。更有论者质疑道：「媒介考古学是否足以构成一个系统性项目，而不是特例汇集或主观评判，这一点是存疑的。」

诚然，媒介考古学缺乏明晰的焦点，关注的对象太过琐碎，对逸闻轶事发思古之幽情，对另类的媒介设想及幻想也大有浪漫化的嫌疑。更何况其论述往往苛求细节、大量堆砌，缺乏环环相扣的严密逻辑。媒介考古学家通常表现为硬件狂热，收藏成癖，喜旧厌新，沉迷于（军事）媒介历史，却对当下媒介文化（即软件文化）缺乏兴趣，对媒介内容和用户实践也不甚关心。甚至像加内特·赫兹这种对媒介考古学不乏认同的研究者也难免疑虑重重：

以「媒介考古」取代「媒介」之观念，是否会使媒介考古学更加边缘化？我们是否过于美化了这种做法，高估了这些破碎的、未完成的和无关紧要的东西？我之所以这样发问，正因为我从媒介考古的操作实践中发现了一些类似的问题：陶醉于模棱两可的技术，不断陷入既定模式的研究，以及缺乏与真实世界之议题和政治的联系。

更为棘手的问题在于：媒介考古不是一次统一的学术运动，其内部并非完全一致，研究者们往往各行其是，自作主张，缺乏统一方法。不少学者指出，媒介考古学没有必要确立所谓「正确」的操作法则，也没有必要将这一新兴学科的边界牢牢圈定。文化唯物主义、话语分析、非线性时间观、性别理论、后殖民研究、视觉人类学、媒体人类学和新游牧主义哲学等各色理论，可尽入媒介考古学之毂中。

埃尔塞瑟犀利地指出，媒介考古学引起众人不满的最大原因就在于它未能提供一套可辨识的方法论，也未能给出一个共同的目标。跨学科的优势也很容易沦为「无学科」的困境：当媒介考古学可以与如此多的学科发生密切联系时，它如何才能做到在统合诸多研究方法的基础上保持自身的完整性和独立性？方法散漫，旨趣各异，因而研究者们难以衡量自己的研究成果究竟价值几何。

此外，媒介考古学所提供的这套方法，要想做到出新出彩并非易事。以德国艺术史学者爱德华·福克斯为例，陈剑青指出：媒介考古学者对电影史、媒介史最大的贡献在于他们对收集、考据充满热情，多多益善又细致入微；但另一方面，他们容易陷入一种「精致的平庸」，本雅明曾经带给我们的震撼体验在他们的论述中再难寻觅；另外，尽管媒介考古学者不满足于传统媒介史写作，并时时以「摆脱历史叙事」为标榜，但这常常停留在「指路」层面而难以落实。这或许是媒介考古在实践过程中难免遭遇的尴尬。

结语：「视旧如新」之后怎样？

在《神祇·陵墓·学者》（1949）中，西拉姆指出：考古学家的使命是要让干涸的清泉再次喷涌，让被遗忘的事情重现眼前，让已故去的人死而复生，让历史长河汩汩流淌……

与之相似，媒介考古学者们视旧亦如视新。他们考掘的不是暮气沉沉的媒介往事，而是在一定程度上仍旧活跃于当下社会的媒介痕迹。研究者们小心翼翼地拂去媒介物上覆盖的尘埃，认真检视，详细记录，梳理来龙去脉，为之树碑立传。那些原本委身一隅、保持沉默的媒介物不再甘于被抛弃、被遗忘的命运，而是重拾尊严，发出声响。

我们应当如何认识以及评价媒介考古学？本人尝试在理论上做一些概括，一方面以供批判和讨论，另一方面希望能够激起进一步的思考和研究。

第一，媒介考古学并不是一个具有统一主张的学派，也不是一套明确而稳定的方法论，而是一个「去学科化」的后现代学术场域。媒介考古学是致力于「解构」的后现代学说，以「建构」的尺子来衡量未免方枘圆凿——试图将媒介考古学的各种路径统合一处的做法注定是徒劳无功的。这也是本文选择从「研究取向」（物质性、异质性、复现性）而非「研究方法」入手来把握媒介考古学的原因。

媒介考古学以问题意识为导向，而不是以学科为边界。它从未囿于内部讨论，而是与其他学科、理论持续融合，博采众长，不断演进。差异甚大的多种理论脉络被一齐「指认」为媒介考古学，或者说，不同学科背景的研究者自发地集结在了这面旗帜之下。例如，德国学者倾向于以技术硬件为中心来处理媒介物，而英美学者则倾向于对社会文化语境进行纵深描绘，寻访新旧交替之际人们对媒介的多样实践与复杂心态。

需要注意的是，媒介考古学的价值并不在于号召大家一齐「专门」从事媒介考古学，而是建议研究者们将恢复物质性、寻访异质性、捕捉复现性的研究取向，自觉融入到自己的研究之中。

第二，媒介考古学的重要标志在于它独特的研究取向：是否力图恢复媒介研究的久违的物质性面向？是否尽力寻访媒介历史中的异质性存在？是否捕捉那些似曾相识的媒介现象并坚信那些暂时被淹没的事物终将再度浮出水面？

本文将媒介考古学的三类研究取向概括为「视旧如新」：这既是一种以陌生而崭新的视角去复原、去审视那些古旧的事物，也是去寻找旧物之中那些新颖而另类的异质性存在，同时还体现为一种新旧交迭、循环往复的时间意识。

首先，媒介考古学者大多对媒介的物质性表现出格外的重视。如果说知识考古学是坚持话语构成的优先性，那么基特勒则改造了福柯的学说，格外强调媒介物质基础的优先性，并强调媒介机制对认知经验及主体性的形塑。

其次，以「媒介考古学」为旗帜的如齐林斯基等研究者则对福柯的谱系学更感兴趣，他们热衷于考掘媒介正史边缘的另类媒介。不过齐林斯基囿于对媒介变体的讨论，未能涉及媒介与社会的关系。可以说，齐林斯基的研究从谱系学出发，但又抽离了谱系学的核心要义——权力关系。在这个意义上，媒介考古学从基特勒出发，最终又背离了基特勒的道路。因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何基特勒要严正声明自己与媒介考古学的区别了。

最后，变体学者试图在错杂的媒介岩层中发掘出那些遥相呼应的媒介变体，并创造性地将它们对接起来；而左翼学者并不满足于此，他们将媒介考古视作存档「失败媒介」的希望空间，并希冀（同时也坚信）技术乌托邦的诉求和实践会再度浮现。

媒介考古学不能仅仅满足于收集历史上那些稀奇古怪的媒介，而是要打开眼界，立足当下，为未来提供新的资源、新的视野、新的可能。倘或对当下现实和可期未来没有新的刺激，而只是「为了考掘而考掘」「为了收藏而收藏」，就未免稀释了媒介考古的意义与价值。换言之，媒介考古学并非为了过去而过去，「追寻过去」的意义在于「指向未来」。

媒介考古学倒是提醒我们关于媒介史的另一种编纂方式——档案馆或数据库。不妨将历史上的诸种媒介纳入到一个新旧咸集的数据库，不限于时间序列，而是以超链接、标签等方式，将媒介与媒介相互链接，进而为媒介实践与艺术实践提供不竭的创意来源。

第三，媒介考古学反对历史主义之神话，但它是否构建了一个关于另类媒介的新神话？后现代思潮影响下的媒介考古不仅拆解典范书写，其自身亦难免被拆解。我们有必要怀疑媒介考古是否真如研究者所标榜的那样意义非凡：那些在历史长河中转瞬即逝的媒介物或媒介构想是否切切实实地产生过实际影响。

或许西拉姆的提醒是有益的——「历史上某些发明有没有发生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们有没有实际生效。」媒介考古学通过不断追溯，拒绝所谓的起源，将历史主义、进步史观拉下神坛，却往往过于强调前史的意义、边缘的价值、雏形的效用、幻想的影响。媒介考古学者所勾勒的图景究竟是历史本来面目，抑或一种新的历史建构，仍然有待考量。

总体而言，媒介考古学建立在一种对「失败媒介」的细致分析基础之上。「失败是媒介考古的核心。」媒介考古对总结失败经验不甚关心，倒是异常珍视那些未竟媒介的未竟事业，将其视作勇敢且有益的尝试，并坚信其中总有吉光片羽能为当下提供镜鉴。

或许，唯有媒介之未竟方能幻想媒介之美好——那些媒介正是因为自身的倏然中断才被我们认定是难能可贵的。媒介考古还需要追问：在以前那些堆积如山的媒介发明与设想之中，到底经过什么偶然的机会或者什么样的消逝过程，这些精选的媒介发明才保留下来成为主流媒介？如果说另类媒介中真的孕育了如此之多的丰富性与可能性，那为什么在当时没有发展为流行媒介甚至现代媒介呢？这些问题值得媒介考古学者进一步展开讨论。

媒介考古学一味标榜自己「反对历史叙事」，这一立场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其「自我窄化」的倾向：只关心媒介或个别媒介使用者层面，却对媒介与政治、经济、文化的勾连不甚关切。诚然，另类媒介及幻想媒介与轰然向前的时代潮流以及冉冉升起的主流媒介难免脱节、甚至有些格格不入。因此，寻觅历史上的另类媒介与所处社会之间的结构性关联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倘若想真正理解另类媒介及其另类实践，有必要借助新文化史的研究取径。新文化史强调对历史情境的纵深考察，强调「从下向上」的研究视角，解析横截面，恢复复杂性，尤其强调对小人物历史与社会心态的发掘与记录。

例如，美国历史学家罗伯特·达恩顿在《法国大革命前的畅销禁书》（1995）中通过考掘「另类书籍」阅读史，令人信服地解释了法国民众何以一夜之间就对大革命云集响应：大革命前夕法国民众对地下读物的广泛阅读，消解了宗教和王权的威严，动摇了统治阶级的合法性，为大革命的爆发聚集了叛逆的力量。由此可见，另类媒介考古与历史纵深考掘倘若能有机结合，那么媒介考古学研究将取得更为丰厚的学术价值。

第四，立足中国场景，媒介考古学无疑是富有启示的。当代中国的媒介发展可谓日新月异，其中有太多被淘汰、被忽略、被遗忘的媒介：或是先偷偷流行而后大行其道，或是风行一时而后迅速过气，或是一度雄霸市场而如今惨遭遗忘，或是曾经出现在科幻想象之中而在今天终于梦想成真……

首先，另类媒介的物质性需要被寻回。例如，从事移动传播研究，就有必要考察作为智能手机「前史」的移动通讯工具（如传呼机、大哥大、小灵通、诺基亚等），并恢复它们的型号外观、通讯原理、存储机制、佩戴方式等物质基础，进而讨论它们如何塑造了人们的通讯实践与社会交往。

其次，历史裂缝处的另类媒介（包括幻想媒介）及其实践需要被格外关注。例如，徐敏通过对20世纪后期的走私录音机、VCD、DVD等流行介质的媒介考古，试图揭示新型电子信息技术与电子文化如何有力催生并推动当代中国的社会与文化变迁。

张谦对改革开放初期中国音像业与通俗音乐传播进行了考察，他发现：改革开放以来，盒带技术作为一种物质基础，挑战了从前由唱片与广播所构筑的媒介公有制体系，音乐不再仅仅是服务于政治的宣传品。与「邓丽君热」密不可分的录音机和磁带技术，创造了流动的私人听觉空间，进而召唤出新的聆听主体及其身份认同。黄心村试图重返1970年代的「收听电影」「听电视」等媒介实践现场，着重考掘除视觉文化之外的聆听文化与听觉政治。

最后，媒介的复现性需要被敏锐把握。在处理中国近现代以来的媒介发明与媒介传入时，有哪些要素或动机数度出现？有哪些感觉似曾相识？有哪些寄托着乌托邦梦想的媒介痕迹延绵不绝？沿着这些问题追问下去，或许能打开别样的研究思路。

媒介考古学不是在一座保存完好的古墓中发掘另类媒介的过往，而是在一个充满困惑的当下遭遇了它的残留破碎的遗迹和萦绕不去的幽灵。媒介考古不啻一场冒险之旅。研究者们带我们回到新式媒介浮出水面的那一刻，去打捞那些失落已久的媒介，唤醒我们曾经的颤栗、不安及幻想。这不是轻松的回望，亦非痛苦的怀旧，而是为了重返那些悬而未决的时刻——事物和关系尚未完全确定下来，多种技术或文化上的解决方案仍然可供取用。

考掘媒介的过去，是为了让我们更好地反思：为何总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我们曾经有哪些别样的选择？我们可以期待一个怎样的未来？

[全文完]

*感谢匿名审稿人的宝贵意见

发表于《新闻与传播研究》2019年第7期，第33-5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