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漫口述、枯燥文书及威权图像(书评)

虚构故事,如何才有力量?

法老王:「彼辈将遭灭顶之灾。」

发表于《中国图书评论》2017年第11期,第11-15页

传播的力量:口述、文书及图像(书评)

文 | 施畅

在《人类简史》中,作者尤瓦尔·赫拉利对一个宏大的追问着迷不已:人类是如何由智人个体,到被组织起来,再到融合统一的?具体来说,人类历史上类似于城市、帝国等「大型合作网络」(mass cooperation networks)是如何兴起的?

尤瓦尔•赫拉利:《人类简史:从动物到上帝》,林俊宏译,中信出版社2017年版

将一大群人长期组织在一起,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自然状态下,人类团体如果过大,社会秩序就会崩坏,进而导致团体分裂。「究竟智人是怎么跨过这个门槛值(150人),最后创造出了有数万居民的城市、有上亿人口的帝国?这里的秘密很可能就在于虚构的故事(fiction)。就算是大批互不相识的人,只要同样相信某个故事,就能共同合作。」

赫拉利意义上的「虚构故事」好似一口大框,将远古神话、宗教故事、意识形态、政治宣传、名词概念(如「人权」)统统装下。「虚构故事」可以被理解为「社会建构」或者「想象的现实」。

「人人相信」的虚构故事旨在提供一种「人人接受」的秩序。基于此,人们才建立起必要的社会连接。被讲述、被传播、被接受的虚构故事犹如「胶水」,把千千万万的个人、家庭和群体结合在一起。「这种胶水,让我们成了万物的主宰。」

一、浪漫口述:记忆的传承

赫拉利认为,远古人类由零散个体走向协作、走向社群,其前提条件在于人类的「八卦」天性。赫拉利所谓的「八卦/流言」(gossip),即对人际关系的讨论保持长久的兴趣,其实上就是口头沟通。

威尔伯·施拉姆曾指出,「社群」(community)与「传播」(communication)这两个英文词汇并非巧合而拥有相同词根。人类无法离群索居,只要人类聚集一处共谋生计,就必然会有某种传播与沟通行为发生。

在文字时代来临之前,口述差不多是民族记忆传承的唯一途径。被口述的虚构故事使得人们拥有了共同的历史与记忆,早期社群得以逐渐形成。来看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一件展品——「端坐的竖琴演奏者」。

「端坐的竖琴演奏者」,大理石制,约公元前2800-2700年,现藏于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这件石雕人像约巴掌大小,刻画了一个端坐椅子上正弹奏竖琴、似乎还配以吟唱的音乐家形象。这件雕像令我们联想起一个可能的聚会场景:一大群人围坐一处,仔细聆听故事与音乐。故事内容往往是神话传说或先祖历史。故事赋予音乐以意义,音乐则提供间歇与遐想,人们藉此度过漫漫长夜。

雕塑的面部虽然刻画得相当简约,但我们还是能感受到他的专注。这不禁令人联想起古希腊伟大的游吟诗人——荷马。或许他正在讲述英雄奥德赛的坎坷经历呢。

这可不是轻松搞怪的流言八卦,而是必须恭敬传颂的祖先传奇。当时的人们对神话传说的真实性笃信不疑。被不断复述的神话,本身也极具解释力——风雨雷电、四季交替即为希腊诸神的哀乐悲欢。

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指南》,黄潇潇译,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6年版

二、枯燥文书:组织与管理

人类的聚居导致了文字的诞生,文字的诞生又加速了人类的聚居与交往。施拉姆如此描述聚居与传播的互动关系:「村落的出现引发了更多的传播沟通行为,传播沟通行为的激增随之促成了更多的社会制度与合作机制的建立,这些制度与机制又接着引发了更多的传播与沟通行为。这种环境孕育了文字发展的温床。」

施拉姆:《人类传播史》,游梓翔、吴韵仪译,台湾远流出版公司1994年版

再后来,部分村落逐渐发展为城市。当人们迁入城市定居,他们便远离了简易单纯的生活,走进一个高度复杂、互动频仍的社会之中。人们开始意识到私有财产权的重要性,纷纷在自己所拥有的器物上标示记号与姓名。「如何证明财产的所有权成为人们面临的第一项难题……城市本身则成为标记的最大使用者。由此可见,辨别所有权是城市居民普遍使用文字的第一项原因。」我们不难理解莫里斯·法布尔的断言——「文字一旦出现,城市便成为可能。」

浪漫传奇可凭口述流传,哪怕情节曲折、细节繁多。但总有一些东西不好记忆、也编不成诗歌,譬如记录、计数的信息。这时,文字便登场了。「文字是古代人类用来弥补其自身记忆力不足的一种办法,而非一开始就以传递资讯为目的,记录才是它为人所需的原因。」赫拉利的提法颇为时髦——「记忆过载」(memory overload)。

城市发展得过于庞大复杂,没有文字是不可想象的。公元前三千多年,美索不达米亚各个城邦的管理者开始将文字记录运用到日常管理、活动记录、货物储存中去。例如,当时的一块由黏土制成的「早期写字板」,其用途就是来记录啤酒的配给情况。

早期写字板,黏土板,发现于伊拉克南部,公元前3100—3000,现藏于大英博物馆

赫拉利抱怨,人类最初的文字记录简直「无聊至极」。文字被用于各类财经文件,记录各种税务、债务以及财产的所有权。这些既非文艺诗篇,也非王族往事,毫无浪漫可言。

一块来自五千多年前的苏美尔文明的泥板,记载着当时的行政文书——「在37个月间,总共收到29086单位的大麦。由库辛签核。」「会计师掌握书写的年代远比诗人更早。文字是彻头彻尾的行政系统的产物。」

不过,文字书写的内容虽然枯燥,记录行为本身却蕴含着极大的力量。一尊来自古埃及的雕像可以充分地说明这一点。

「作为书吏的哈伦海布」,花岗闪长岩制,约公元前1336-1295年,现藏于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哈伦海布是王座背后不可小视的力量。哈伦海布早先是军队将领,后成为埃及的法老。雕像塑造于他继承王位之前。作为军队统帅,哈伦海布并没有以征服者的姿态示人,而是选择了「书吏」(scribe)形象。

他双腿盘坐,做书写状。左手抚着膝盖上的莎草纸一端,右手(现已轶失)则摆好了准备书写的姿势。他眼神向下,仿佛陷入沉思。底座上刻有印记,用以称颂书写之神——这是哈伦海布忠于上古之神的明确印记。他既是天生的智者,也是成功的管理者。「书吏」似乎是高官们乐于示人的专属形象。很显然,在古埃及,拥有读写能力就能掌握权力。

当时的古埃及,要想成为书吏,必须要进书吏学校。在那里他将学习阅读以及为人撰写信件、档案的技巧。书吏将为政府、宗族和人们的互动留下记录:为国家写下历史,并将法律、轶事、教训记录起来。文字书写的技能绝非偶然获得或随意授予,它必定经历一段严格挑选、艰苦培育的过程。

苏美尔、古埃及、古中国和印加帝国的特殊之处,正在于这些文化都发展出了良好的技术,能够将文字记录予以归档、编目和检索,另外还培养人才来负责抄写、数据管理和会计事务。

正如哲学教授约翰·瑟尔所指出的那样:「当你用文字书写时,你并不只记录了已存在的内容,还创造了新的实体——金钱、组织、政府、社会的复杂形式。文字是这一切的关键。」

书写是更有力的社会控制的武器,芦苇笔的力量比刀剑更强。

尼尔•麦格雷戈:《大英博物馆世界简史》,余燕译,新星出版社2014年版

三、权力图像:征服与统治

人类组织的有序运行,依靠的是文书管理,但这只是提供了城市形成的某种可能性。要想组织成一个高度集权的庞大帝国,光靠文字的力量是不够的,还得依靠图像,尤其是描述、宣扬、维系权力的图像,暂且将其称作「权力图像」。

「权力图像」是关于征服与威慑的虚构故事。如这件来自古埃及的、由河马牙制成的「丹王的凉鞋标签」。

「丹王的凉鞋标签」,河马牙制,约公元前2985年,现藏于大英博物馆

这枚小小的河马牙名牌,出土于法老的墓室,是埃及最高统治者的身份标签,将伴随他走向通往来生的旅程。标签上所刻绘的图像,据信是人类史上第一张统治者的画像。

统治者总想要表现出征服者的样子。画面中的丹王戴着高贵的头饰(王冠中间的眼镜蛇),一手执权杖,一手执鞭,以强大的力量击打胆敢来犯的敌人。敌人最终当然是失败了,他们颓然倒地、匍匐讨降。图像似乎意犹未尽,丹王与敌人之间还刻有一行令人胆寒的文字:「彼辈将遭灭顶之灾。」

图像将丹王的辉煌霸业定格在一个伟大的瞬间。图像的绘制、复制、流传,似乎就能让这个瞬间永远延续下来,千秋霸业,万世不灭。这是古埃及的权力模式——塑造全能的、战无不胜的法老形象,强化埃及的民族意识,由此巩固政权。

考古学家托比·威尔金森指出:「对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而言,最具凝聚力的事莫过于团结一致对抗共同敌人,而敌人的真假其实并不重要。战争帮助埃及人建立国家意识起到了关键作用。」丹王所统治、管理的领土大得惊人,鼎盛时期囊括了几乎整个尼罗河谷。

此类权力图像在当时的埃及很是普遍。在某种意义上,这塑造了某种「想象的共同体」——「想象法老的共同体」。古埃及人尽管未必与境内同族多有联系,但大家肯定都知道法老,而且对法老的权威形象有着统一、明确的认识:法老具有无上的荣耀与能力,能够抵御境外强敌,平息境内叛乱,取悦神灵并获得神灵的慷慨庇佑。

如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埃及法老何以调动千万人力为其修筑金字塔陵寝。人们真诚地相信,只有遵从国家的安排,埃及的神灵才会继续庇佑他们,幸福安定的明天才会如期降临。

结语:虚构故事的死与生

热播奇幻美剧《权力的游戏》中,瓦里斯曾让提利昂猜一个谜语: 「三个大人物即一个国王、一个教士和一个富商同在一室,中间站了一个剑手,他们都叫这个剑手杀掉另外两个人,剑手会杀谁?」

瓦里斯:剑手会杀谁?

提利昂认为这取决于剑手。瓦里斯指出,如果剑手是最关键因素,那为什么我们还要假装认为国王握有至高权力呢?

正如瓦里斯所言:「权力存于人心。信则有,不信则无。惑人的把戏,如浮影游墙。即便是矮小之人,也能投射出巨大的影子。」虚构故事便是游墙浮影,本质上意味着一种权力。

权力关系依附于特定的虚构故事之上。随着故事的讲述与被相信,权力才得以施展。古代先民依靠口述传说聚集成群,通过权力图像众志成城。不过,虚构的故事能够制造共同体,却不能使之有序运转。文字的发明,才使得大型组织的协调运作成为可能。

不过,赫拉利的论述还是不免粗疏。有一个关键问题他尚未处理:在现代社会中,虚构故事如何取信于人?取信过程是如何展开的?

就这个问题而言,赫拉利不如罗兰·巴特「神话修辞术」(1957)的精细,也远不及米歇尔·福柯「话语形构」(1969)的深刻。借用瓦里斯的比喻,赫拉利只是指出了「游墙浮影」的欺骗性或者说操纵性,而并未进一步揭示「浮影游墙」的运作机制:轨迹、明暗、大小、时机,等等。阅读赫拉利,或许能令我们有所感悟,但启示也毕竟有限。

进入现代社会以来,随着传播介质的日新月异,传统社会中稳固不变的、令众人信服的虚构故事,开始变得不合时宜。一方面,人们开始意识到虚构故事不过只是人为的编排,人们总能找到证据去质疑虚构故事的真实性;另一方面,虚构故事不再定于一尊,开始被更多的人以不同的方式讲述。虚构故事有了更多的版本,掺杂了更多的内容,变得越来越复杂。人们开始频繁地追问:凭什么相信「被虚构」的故事?凭什么相信「这个」故事?

在网络时代,人们的传播行为越来越多地被中介化、被数字化、被虚拟化。成千上万个虚构故事被日夜讲述,稳固不复往昔,真相愈发可疑。总有人拒绝相信,但总有人正相信着。在网络时代,人类前所未有地分裂,也前所未有地被连接。

作者单位: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发表于《中国图书评论》2017年第11期,第11-15页,责任编辑 陈琰娇

作者: 施畅

暨南大学 副教授